第五次反围剿为何失败?毛主席眼看红军一溃千里,伟人也无奈

了解中国共产党党史的朋友会知道,中国共产党一共对国民党进行了五次反围剿战争,前面四次都胜利了,第五次却取得了大败,以至于英雄的红军部队丧失全部根据地,开启了长达五千里的漫漫长征路。

第五次反围剿的到底经历了多大的失败呢?据战后结果显示,此次反围剿战争中红军伤亡6万余人,占当时中央红军三分之一,为前四次围剿总和的三倍。在此前的四次反围剿战争中,红军都取得了实现了以少胜多,为何这一次是一个例外呢?

一、军事天才的大落

大多数人认为五次反围剿中,前面四次都由毛主席亲自领导,其实由于因为领导权的问题,毛主席只是亲自主导了前三次反围剿战争。值得赞叹的是,这三场反围剿战争都以奇妙的战术克敌制胜,成为毛主席军事战略生涯的光辉一笔。

第五次反围剿为何失败?毛主席眼看红军一溃千里,伟人也无奈

1930年10月,蒋介石在蒋阎冯军阀的中原混战刚刚胜出,着即任命湖南省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围剿”军总司令,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率领10万大军向我江西苏区发动大规模军事“围剿”。

而此时的红军兵力只有三万多人,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毛主席首先命令部队向樟树、抚州地区转移,再让部队向东固、南龚、龙冈移动,让敌人一次又一次扑空,然后诱敌张辉瓒的18师至黄竹岭,集中兵力给予迎头痛击。在第一次反围剿中,红军全歼张辉瓒的18师并活捉张辉瓒本人,毙伤俘敌近万人,彻底打破敌人整个的“围剿”计划。事后,毛主席在《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中写道:“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1931年2月,不满围剿失败的蒋介石,再一次调集十八个师另三个旅20万人的兵力,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积极部署对红一方面军的第二次“围剿”。

红军主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转战到龙冈、上固、东固地区待机歼敌,先后歼灭敌第28师和第47师一个旅的大部、敌第43师大部和第47师一个旅的残部、敌第27师近一个旅、敌第5师一部,敌第56师三个多团,横扫700余里五战五捷,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痛快淋漓地打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同时转防御为进攻态势,分兵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一举解放了赣东、黎川、南丰、建宁、泰宁、宁化、长汀等广大地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毛主席后来在词作《渔家傲》描述到:“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第二次反围剿结束不到一个月,气急败坏的蒋介石再一次发动第三次“围剿”行动,与此前两次围剿说不同的是,这一次蒋介石亲任“剿匪”总司令,兵力高达三十万之众,还动用了嫡系部队十万余人,同时聘用的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顾问也抵达了前线,大有鲸吞红军之势。

一次又一次反围剿战争,使毛主席的军事理论愈发成熟,这一次毛主席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避敌主力寻机作战,共歼敌7个师,17个团,俘15000余人,缴枪20000 支,再一次取得第三次反“围剿”取得重大胜利。

虽然红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一次又一次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但毛主席在党内的处境并不像他指挥战争那样乐观。1932年10月3日,苏区中央局会议在江西宁都小源召开,史称宁都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被解除红军领导职务。

这又是为什么呢?

毛主席虽然军事才能极高,带领红军一次次脱离险境,却与当时党内的一些“左”倾冒险错误领导人在军事上很严重的分歧。

所谓左倾,是指政治上追求进步、同情劳动人民的倾向。而带引号的“左”倾,则是政治思想上超越客观,脱离社会现实条件,陷入空想、盲动和冒险的倾向。“左”倾思想表现为急于求成,对革命前途表现出盲目的乐观,对敌人的力量和实际的困难过于轻视,很容易将党的前途命运毁于一旦。

“左”倾在现在算不上一个新词,但是在当时的党内,确是很容易犯下的错误,因为那时的中共中央,学习的是苏联模式,对以城市为中心武装夺取政权的路子十分推崇。

1928年6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成功召开,此次会议之后,以王明、博古、向忠发(后叛变)、项英等人的政治局委员们坚定中国革命要走以城市为中心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并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而毛主席通过对中俄两国的国情深刻分析,认为中国革命走以城市为中心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根本行不通。其一,俄国强大的工业基础产生了强大的工人阶层,中心城市的影响力可以辐射到股广大农村,但中国的工业基础相当薄弱,反革命势力的混战反而容易孕育革命;其二,在俄国,只要掌握中心城市就能够掌控国家的经济命脉,但中国的城市反动势力异常强大。因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显然,这与当时中共中央的“左”倾领导人是有思想隔阂的。

基于这样的思想隔阂,中共中央的错误决策难以在红军中得到有效贯彻,这让他们对毛主席大为恼火。尽管如此,在党中央一再要求攻打核心城市的命令下,毛主席只得违心地同意去打长沙,最后因为陷入腹背受敌的局面,不得不得停止攻打长沙。

攻打核心城市的命令不能得到有效贯彻,毛主席随即被戴上了“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狭隘的游击战略的帽子”,屡屡被批判,最后在宁都会议丧失了指挥权。

二、对形势的错误预估

几次围剿不成,蒋介石岂能甘心。1932年6月,蒋介石自任总司令,以陈诚指挥蒋介石嫡系部队12个师16万余人为中路军,同时搭配蔡廷锴指挥的左路军第19路军、余汉谋指挥的广东部队为右路军,兵力高达40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由于在第四次反围剿过程中,毛主席已经失去了红一方面军的指挥权,红军的反围剿行动只得由红 1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指挥,所幸的是,朱老总和周总理并没有摒弃毛主席之前的战略战术,仍采用诱敌深入、运动歼敌的作战方针,抵制了“左”倾军事冒险主义作战思维,故而第四次反围剿仍取得了歼敌近三个师、俘敌万余名,缴枪万余支的军事胜利,创造了红军大兵团伏击歼敌的重要经验。

第五次反围剿为何失败?毛主席眼看红军一溃千里,伟人也无奈

可在党内的一些“左”倾冒险错误领导人的眼中,在没有毛泽东指挥的情况下,依然可以取得如此空前伟大、令蒋介石伤心透顶的胜利,这进一步滋长了他们对革命前途的乐观,认为以城市为中心武装夺取政权的方向原本就是正确的,遂而生出了要与蒋介石立马决战的雄心。于是,在接下来的第五次反“围剿”中,他们急切地要上演“殖民地中国与苏维埃中国两条道路决战的一幕”。

三、蒋介石的百万雄兵

四次围剿红军的战争均告失利,蒋介石自然不会眼看红军做大,果不其然,1933年9月,蒋介石下血本出动50万人马(后增加至百万),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分四路齐发,再一次兵锋直指中央苏区。北路军由顾祝同指挥33个师又3个旅实施对中央苏区的主攻,并寻求与红军主力决战;南路军由陈济棠指挥11个师又1个旅阻止红军向南机动,配合北路军作战;西路军由何键指挥9个师又3个旅阻止红一方面军向赣江以西和赣东北机动;东路军由蔡廷锴指挥6个师又2个旅阻止红军向东机动。此外,又部署空军5个大队共100架飞机,在南昌、临川、南城等地支援作战。在战术上,蒋介石此次采取稳扎稳打、步步推进的策略,将红军压缩在狭小的空间之内,按照蒋介石的说法,中央红军横跨不过五百方里,只要国民党军每日能进展二里,一年之内就可以完全占领根据地”。

第五次反围剿为何失败?毛主席眼看红军一溃千里,伟人也无奈

这一次,蒋介石的战术的确奏了效,红军在高密度的国民党作战圈里,陷入了十分被动的局面,再加上当时掌握红军指挥权的博古和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全盘摒弃了前四次反围剿的战略战术,一开始便推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直接导致了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兵败如山倒,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

四、共产国际操控中国革命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除了战术上的严重失误之外,与共产国际的瞎指挥不无关系。虽然共产国际在俄国在十月革命有着成功的先例,对中国共产党培养军事和理论干部、提供资金帮助,但归其是一个年轻组织,实践经验其实少得可怜,对中国革命的国情也未能深入考量,以至于在操纵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出现了水土不服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阻碍的中国革命的进程。

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特征最为显著、危害最为巨大的方向错误莫过于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了,而王明之所以能一跃成为中央领导人,恰是共产国际操控下的六界四中全会带来的结果。正是王明、博古等人对共产国际指示的盲目顺从,把“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推向了顶点,错误地把反围剿战争当成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让中国革命遭受了巨大损失。还有那个被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虽然也曾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但他有限的作战经验,不足以领导红军打破蒋介石的重重围剿。他所制定的“御敌于国门之外,毕其功于一役,解放全中国”的作战指示,致使红军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不得已被迫放弃中央苏区,开始长征。

第五次反围剿为何失败?毛主席眼看红军一溃千里,伟人也无奈

王明

在共产国际下指示下革命,中国共产党如同戴着镣铐跳舞,万幸在开启艰难重重的长征之路前,中共中央的与共产国际的通讯联络设施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毁坏,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从此中断。中共共产党才得以在接下来的斗争中拨乱反正,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军事路线、政治路线和领导人问题,开启凤凰涅盘、浴血重生的革命新征程。